重逢岛 人物·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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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艺术是落后的行业,因为它关心人内心的东西”


 张晓刚:那会儿有野心和很多冲动 


“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。这个世界,你可以不要院墙,你也可以围一个墙在里边玩,有人可match能喜欢挖个洞在下面玩,有人喜欢在游走的行动中找感觉。”


“我是喜欢关在房子里边的,我需要围墙,在围墙里边我有安全感,能够相对地单纯……”


张晓刚说话总是慢慢,柔柔,听别人述说观点时,他往往不同意也不反对。


这个作品不断刷新拍卖纪录的画家,最近很喜欢聊电影。“我最近在关注瑞典导演罗伊·安德森,我喜欢他拍的《寒枝雀静》,《你还活着》也很好。你仔细看,他每个镜头里边都不是一个空间。他都会一个空间套一个空间,形成了心理上的虚拟的感觉。这和我这一批画的很多想法是一致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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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刚提到的是他在佩斯画廊最新展出的一批油画,它们多数描绘着一个窗户被封死的房间:有人在木箱里读书,有人在桌子上骑着自行车,有些房门虚掩着,有些站着只盛装的黑羊。


“我把这些主题放在一个貌似很完整的一个空间,很真实的空间,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时空,我把他们的比例关系、透视关系重新处理,很怪诞,也有一点超现实的味道。”


这批画成稿于2013年的纽约。当时,佩斯画廊邀请张晓刚前去绘制一批以《大家庭》为题材的青铜雕塑。在纽约狭小的工作室里,张晓刚似乎回到了30年前的昆明,或者川美的宿舍,没人联络,没人关注,每天只有画画这一件事,这让他感到自在,他随手在纸上画下了这些小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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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问起这些形象与海外的异乡有什么关联,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外的创作。他笑着说完全没有,一切都源自童年的记忆。


“我是一个比较注重内心的一个艺术家,每天白天我看着MOMA,看着切尔西各种画廊展览,晚上回到工作室,我内心翻出来全都是童年的那些东西。”


“1969年的时候,我家对面的楼房被一帮红卫兵占领,他们在楼上架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,常常向天空和对面的楼扫射。为了安全,我们的楼决定把所有门窗用砖头封死,只留一个小门出入。于是外观上我们那所四层大楼变成了一个战争片的里的堡垒,而室内成了地下室,没有电,靠点煤油灯照明。”


“很多年后我梦中的童年都与一个阴暗的房间发生关系,我的灵魂在梦中飘游,在这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,我看见我们兄弟几个围坐在房屋中间的大桌旁,桐油灯在微微摇曳着,我们在那里画画、看书,自由自在地生活着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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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刚的工作室跟他这组画也有相似之处:资料区码着书籍和画册,旁边竖着个照片墙,粘着时间地点全无关联的照片,好像侦探的线索版;起稿区排列着电子设备,纸张平铺着,有点像工程师的绘图版;绘画区在光线充足的落地窗边,画架上立着巨大的画板,墙上的两排肖像永远空着一幅,其它的在不停的更换。


这些空间泾渭分明,各自主宰着画家的某一段时间,但它们之间又没有边界,组合成了整间画室。


张晓刚的画作,则分散挂在楼上楼下的各个角落。“卖不出去就自己挂着呗。”他打着哈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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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自己“85新潮”时期的作品前,张晓刚觉得他亲身参与的那段被誉为“中国当代艺术起点”的“艺术运动”并没有结果。


“那都是自发的。起因很简单:你画的东西没人接受。没有展览,没有出版,没有任何机会。但是你年轻嘛,有冲动,想表达,那怎么办?就想办法自己做展览,或者是自己做成一些小册子,你想跟人交流啊。在交流中间对自己再认识,也是一种宣传。后来发现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,就把它归纳为一个新潮运动。


现在对那段历史的解读都好像是人为的东西,其实很多艺术都是从心里边出来。如果你事先想好了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,那感觉不一样。


‘85新潮’对我们来说,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,就是我们坚持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,把我们原来受的教育里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,慢慢地排除掉,把自己的价值慢慢给建立起来,‘85新潮’对我来讲就这么一个过程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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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不免感喟:“80年代、90年代真的是中国最好的年代,那会儿人单纯,而且有一种创作的欲望,你有野心,有很多冲动,想表达,而且不计成本,不计后果,所以那会90年代我觉得是中国创作活力最好的时候,各个领域都是,音乐、电影、艺术、文学、诗歌,都是最好的时候。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,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复制的。现在真正开放了,真正所有国际化,其实那个东西相对反而弱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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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作室二楼的楼梯口,悬挂着张晓刚画的最后一幅《大家庭》。这是一幅罕见的全身立像,一男一女并排而立,穿着绿军装,带着《大家庭》典型的照片式的相似容貌。


当年有学者批评《大家庭》为:“街边的碳晶画”,“俗气的民间画工肖像技法和审美趣味”,还有人直接说这是在 “画月份牌儿”。


提起这些评价,张晓刚笑笑说:“这种话我都听了30年了,已经麻木了,我20岁的时候别人已经这样讲了……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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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家庭》与画家自己的家庭经历有关吗?张晓刚不愿多谈。


但在他的工作室里,四处可以看到他母亲的肖像、他与母亲的合影,还有《母与子》的绘画与雕塑,与家人之间的情感又溢于言表。


“……我跟我母亲的联系很多时候是通过通讯,因为直接,面对面的交流很少,都是通过书信。她喜欢写。她写给我的信,我整理过,留了一箱子。我写给她的,她都烧了。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去整理他们的遗物,我想找到我写给他们的信,后来发现一封都没找到。”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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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刚的母亲出生于南方一个富庶人家,从小热爱书画文艺,她也格外喜欢张晓刚这个从小喜欢画画的儿子,经常会亲手画一些素描和水彩画送给他。张晓刚画的《母与子》中,在儿子与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之间,连接着一条细细的血线。


在上世纪50-60年代的运动中,张晓刚的母亲因为出身问题,被逼迫着写下大量的检讨书,她在长年的精神折磨和自我责难之中,最终精神失常。张晓刚的父亲在下放干校的前夜把孩子们叫到身边,告诉他们这件事,那一年张晓刚只有11岁。


母亲为什么会烧掉孩子的信件?


“可能是她早年从事政工工作的习惯吧。”张晓刚平静地答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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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聊着《大家庭》的时候,张晓刚曾经说:“艺术家有时虽然在表达一个痛苦的主题,但是在表达过程间,从精神上来讲,他是愉悦的,他可能在他的情感上可能是忧郁的,但他精神层面上是愉悦的,否则他很难坚持下来。”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少有的闪着光。


“平和、谨慎、警惕”,很多张晓刚的朋友这样形容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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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张晓刚,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位最早被世界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,一直生活在中国,在国内创作。在80年代末期的出国潮中,他的同学、好友、妻子纷纷走向西方的时候,张晓刚仍然选择留守在国内。


直到1992年,张晓刚才在好友周春芽的帮助下,第一次前往欧洲。临行前,张晓刚在给毛旭辉的信中写到:“……现在真的要走了,心里才感到是如此复杂而又空空荡荡。不知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做如此漫长的流浪……这也许是中国人固有的乡愁……说不清楚,我总是要想到当年咱们在自己命名的‘塞纳河’边喝醉后,互相搀扶着大谈人生的场景。那时虽生活在某种‘幻觉’之中,但却如此地激励着自己,忍辱负重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”


谈起一直不出国的缘由,张晓刚自己解释:“艺术对我来讲原本就是一个梦,虽然这个梦别人不接受,那无所谓,没关系,我可以自圆其说,我可以生活在一个很纯洁的梦里面……但后来,梦突然就破碎,就开始怀疑自己,你说那个梦它有什么意思呀?它的根基在哪?它的意义在哪?一直到1992年以后,我才想明白:我为什么要逃避呢?你逃离不了你所处的环境。如果你想在这里边继续做梦的话,你也必须要睁着眼睛做梦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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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次欧洲之行中,他遍访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师真迹,有些让他大吃一惊,因为跟图书画册上描述的完全不同。在当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中,他接触到了世界最前卫的艺术创作,摸准了世界当代艺术的脉搏。但他的决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——回国。


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:“这里的中国人都劝我留下来,但我的‘根’已经注定拴在了中国。还是认命吧……”


“我准备10月初按计划回国了,继续我的‘地下画家’生涯——我的过去,我的情感基础、价值观等等都在那块土地上,虽然贫穷、肮脏、不尽人意,但这是上天的安排。……在欧洲生活的中国人,大多对生活、对未来已不报什么幻想,而在国内,大家对生活、对未来总有许多追求和设想,更甚者怀着某种理想和信念,含辛茹苦地苦苦追求着什么,这种生活在某种‘幻觉’中的状态,也许正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活力吧?”


张晓刚1992年回国,1994年画出那些成为时代符号的形象,“冷静又非理性”,“充满幻想又保持住应有的节制”,“真实可怖却又令人感到陌生”,这批画一出现便引起很大反响和长久争议,继而在拍卖市场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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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系列的绘画在海外被称为“血缘.同志”,在国内被称为《血缘.大家庭》。


张晓刚自己曾经这样解释他对《大家庭》的情感:“……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‘大家庭’之中。在这个‘家’里,我们需要学会面对各种各样的‘血缘’关系,亲情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等等,在各种各样的‘遗传’下,‘集体主义’的观念实际上已经深化在我们的意识中,形成某种难以摆脱的情结。


……实际上我是在对已经被修饰过的历史和生活进行‘再修饰’。人们所熟知的‘绘画效果’,我都有意识地降低到最低程度,剩下的只有一段被模糊的历史和生活,一个个在公共的标准化下顽强挣扎的灵魂,一张张似乎平静如水又充满内心情节的脸,在矛盾中生息的暧昧生命代代相传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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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 一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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